贵州民族研究杂志社

关键词：共同体 中华民族 交通

李国政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访问日期:2022年3月8日。交通是拉近边疆民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重要要素。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新形势下,要继续弘扬‘两路’精神,……使川藏、青藏公路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2)习近平:《弘扬“两路”精神 助推西藏发展》,http://cn.chinadaily.com.cn/2014wlmtlsx/2014-08/09/content_18278725.htm,访问日期:2022年4月9日。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要围绕川藏铁路建设等项目,推动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更多团结线、幸福路”。(3)习近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民日报》2020年8月30日,第1版。此外,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7月、2022年3月和7月分别在考察西藏林芝、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考察新疆时,多次强调了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极端重要价值。

 

边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认同的强弱与道路建设的效应密切相关。交通是人类跨越时空进行交往的社会活动载体,是国家权力的承载和表象,更是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的系统工程。交通发展的多重效应营造着各民族跨区域多维度互嵌式社会结构,扎紧了“五个认同”和“四个与共”的纽带。事实上,交通业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服务保障,也是维系、促进、巩固、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武器”。

 

学界对交通发展带来的国家、民族整合效应有一定的认知和阐述。西方学界认为交通是实现国家主义的有力工具,能够催生出民族间互动、合作与冲突的多元碰触机制,在国家整合、阶级统治、国家扩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詹姆斯·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张祝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6—57页。是分析全球化时代下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维度。(5)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页。交通景观政治揭示交通还具有一定的象征和教化功能,(6)恩斯特·卡西尔:《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体和宇宙》,李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63—180页。交通设施的外观、命名等显性符号能够体现出国家理性主义秩序,也抽象着国家实力。国内学术界对交通和民族团结及国家认同之间的历史和现状给予了一定关注,大致可分为以全国为视角的宏观研究、(7)马陵合:《从救国至治国:国家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铁路功能演化》,《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第166—177页。以某一地理或历史区域为视角的中观研究(8)李建宗:《通道之间:西北民族走廊界隔中的连续——基于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67—72页;王浩宇、汤庆园:《1949年后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5—12页。和以某一省份或某一具体道路为视角的微观研究。(9)李志农、胡倩:《道路、生计与国家认同——基于云南藏区奔子栏村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43—52页;朱晓舟:《公路修筑与民族认同建构——以抗战时期岷夏公路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藏学》2020年第3期,第50—55页;孙海芳、刘学堂:《路网与疆域:从新疆历代古道路网变迁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41—49页。但无论何种视角,均强调了交通在加强国家空间建构和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桥梁功能。

 

上述研究表明,交通与国家建构、民族认同的关系已受到学者关注。国内研究多强调外部介入效应,内生基础重视不够;宏观叙事、区域案例较多,理论解读和微观机制探究不足,亦未将交通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运行中,这或许主要由学科视野、理论聚焦和研究路径差异所致。西方交通政治研究为我们分析交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多重效应提供了启示。不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自身意涵和特色,中国多民族国家构建亦不同于西方。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地方性知识,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和民族国家建构模式需要批判性借鉴。本文在承接现有研究基础上,尝试搭建交通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释框架。通过透视交通的功能谱系,寻思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固和强化的效能影响,重点分析其中的机制演化和路径生成,最后从交通发展的角度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策方略。

 

二、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通属能分析

交通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又代表着一种文化意识传播渠道。基础设施是权力关系形成的有效场域和政治意志延伸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认同的有效支点。扮演着“时空压缩机”角色的交通引发了众多政治经济行为,其产生的物质积累可以转化为社会文化资源和政治认同机制,促使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文化群体参与到国家认同构建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基本前提:空间社会势能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及群体的空间邻近度是增进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调整和重塑空间关系意味着对社会关系的优化和再造。吉登斯指出,社会空间流动是一种脱域现象,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90页。脱域机制使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种社会活动跨越广袤的时空距离,社会生产关系得以重组,在传递共同语言的同时紧缩了民族之间的心理间隔,有助于形成新的时空观,对共同体形成至关重要。

 

交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重要的影响变量和参考维度,统一的时空想象是民族共同体构成的基准要素,持续维系并强化着政治社会空间的生产运作。交通引起的时空压缩效应使不同社会区域的社会关系极富弹性地铺展开来,推动了前现代社会人口分布和流动从相对隔绝和凝固的状态转变为人口密集和恒常流动的状态,加速了空间社会化的形成过程。固有领土范围内的民众存在于一个社会系统中,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不断经历着现代社会的规范化再造。通过强化社会空间整合力度,将分散的、地方性的社会空间连为一体,并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更大空间内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控制,助推了脱域现象的普遍发生。

 

(二)关键基础:经济发展动能

大型交通基础设施既是国家权力的实体表征,也是区域经济重要的增长极,有助于生产要素区间自由流动、经济空间格局优化重塑。本质上,交通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由于不同区域生产要素流动和交换,以及社会分工扩大化,交通作为克服地理空间距离的阻隔应运而生。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本身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带动效应,能够有效提升区位优势及投资吸引力,以资源开发和优势产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形态转段进阶。另一方面,基于网络性和外部性,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将不同区域的经济板块连为一体,加快了市场流通和交换速度,推动了生产和消费合理的空间布局,构建起区域经济增长和消费行为转变的动态系统,这也符合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理论。(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已被学界证明。(12)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60—77页。在市场化背景下,随着我国综合立体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区域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循环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13)对于基础设施的效应,林毅夫曾指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拥有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的发展优势。参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期,第1—32页。

 

交通建设对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更具特殊意义。通过统筹规划、政策倾斜等方式,民族地区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四好农村路”的实施使农村公路通畅水平全面提升,城乡客货运输水平显著提高,民族地区乡镇通班车率100%,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100%,民族自治县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水平3A级及以上比率超过60%。民族地区现代交通的连通性和可达性更有利于将其纳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实施。通过减少各类资源进入社会网络的有效时间,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从根本上破除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约束和障碍,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进而增进国家认同感。

 

(三)核心保障:政治整合功能

从世界范围看,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引致了科学技术的跃迁,将人类带入了工业化时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无不受所处时代技术的影响。技术政治是西方学界观察工程技术与政治、社会关联的一个视角,技术和政治之间的内在畅联,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建设和交通的政治属性提供了分析范式。不同技术特征和结构风格的基础工程项目容易催发国民潜意识中的国家印象,在多个层面激生出族群间互动、合作与冲突的多元接触机制。(14)Harvey P,Knox H.Roads:An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p.76.

 

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交通既是国家固有权力的象征,也是国家良好形象的体现。交通充当了空间和权力联结的物理纽带,只有国家对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绝对有效的行政控制时,国家建设才能够在民族国家内有序推进,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才具有可靠条件。通过民族实体和特定时空相联系,有利于不同民族生成现代性的国家身份认同,继而构建一种集体认知经验的实体化。对民族发展空间来说,国家支配视野下的交通规模化强化了“国家在场”的物质存在,同时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推动了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形成。例如,交通发展给我国民族地区带来了诸多物质红利,但也赋予各民族成员“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等政治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地区交通现代化体现了一种民族发展权利和认同义务的有机耦合。

 

(四)重要支撑:景观文化效能

传统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强调交通的功能和目的,其显性功能及经济意义被摆在了突出位置。但事实上,交通的隐性功能同样值得发掘。作为一种景观文化和符号象征,交通与政治因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构造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活网格。近年来,学界以功能主义范式和“弹持理论”为基础,对道路建设、利用和效益进行跨学科研究,逐渐形成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路学”,(15)周永明:《道路研究与“路学”》,《二十一世纪》2010年第4期,第71—79页。为阐释交通发展与民族团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道路作为一种符号隐喻,同样也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社会空间,具有情感传递与认知编码的功能。例如,以火车为代表的“现代性流动场所”,成为社会关系网络、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和国民文化心理等问题的象征性指数,(16)张杰:《火车的文化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6页。赋予了交通与民族、国家发展相关问题研究的美学和符号学意义。

 

景观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根植于权力与知识关系之中。(17)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15页。在现代社会中,景观政治、地图政治成为国家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在多种场域衍化出集体身份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交通工程将自然、人文景观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既反映了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和人文历史的多元化,又促使知识逻辑、文化信仰及意识形态内嵌其中,衍射出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文本,其空间审美及由此展现的国家威望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便利,(18)Larkin Brian: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No.3,2013,pp.327—343.强化了人们对国家内部的政治情感和理解认同。

 

三、交通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化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不断增进和强化的过程,对这一实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树立”到“培育”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生谓语的几许变化,既反映了党和国家层面的认识深化,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运动规律。按照一般性概念来看,效能即效用、作用之意,机制则主要指有机体的构成要素间的结构及运行方式。照此阐释,效能和机制似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即效能是机制的演化结果和总体体现,机制是剖释效能的过程,最终会导致效能的产生。交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效能尺度必将展现出固有的行为机制,从微观上搭建了两者之间的可视化关系框架。总体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体遵循着一种各民族成员“互动—认同—意识”的进程,交通由传统落后状态向现代化衍变的过程加速了不同民族群体的交流融合,内化出不同的机制路径,创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演化和强固的格局。

 

(一)“三化”协同:交通设施一体化→经济社会一体化→文化情感一体化

从历史上看,早在先秦时期,道路交通的重要性就已经凸显,成为当时诸侯国强大与否的重要衡量。秦汉时期,围绕都城和若干城镇初步形成了向四面八方辐射的道路体系;隋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形成了通向全国各地的便捷交通网络。(1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页。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大迁徙基本也是依托道路交通到达目的地,人口迁徙虽然受战争等外部压力影响较大,其结果却促成了民族大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驱动力。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唐蕃古道等诸多“民族走廊”,本质上也是民族流动和文化传播的大通道,连接着边疆地区及其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空间。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是民族与民族间继续不断地起一种混合运动……交通和这种民族混合运动,关系甚为密切”。(20)白寿彝:《中国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近现代以来,现代化的公路、铁路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互动地带,实现了纽带功能的历史传承与转变。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往往成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平台,也成为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从现实来看,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必然带来各民族间双向交流互动和跨域社会融居,人口流动使得人们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动态的社会空间必然存在适应、接纳与包容等交互影响,统一的秩序规则和共通的文化心态逐渐形成,由此产生文化再适应及文化变迁与认同问题。在此背景下,各民族开始从共建物质田园到共享生活乐园再到共有精神家园转变。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作为一个横向嵌入式互动,“一带一路”强调沿线各种组织资源、民族群体在横向历史上互动、融合和发展。交通一体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前置性条件,也是其应有之义。只有形成互联互通的交通条件,将边疆民族地区置于国内外互动的链条与体系之中,促进民族地区与包括内地的广大区域之间的联系,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民族地区和内地的一体化发展。

 

可以看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交通在某种程度上都充当了社会有机体的“孵化器”、“路由器”功能,不仅填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空白,也重组了各种社会关系。依托交通形成的集市、城镇、城市等节点,成为各种人员、物资、信息、技术、观念等要素流通的平台和纽带,增强了不同民族和区域融为一体的内在有机性,并为各民族成员的共同认同和情感归依提供基础。

 

(二)主体响应:个体认知→群体实践→整体重塑

社会空间编织着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认知与实践网络。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分工增强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依存度,促使社会关系从机械化向有机化转化。社会空间的邻近性会产生群体接触的机会,稳定性群体结构建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交流渠道的开辟,在此期间,个性弱化和群体感染使得群体的价值规范内化为个体的肯定和认同。(21)约瑟夫·P.福加斯:《社会交际心理学——人际行为研究》,张保生、李晖、樊川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211页。根据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最有前途的团结强调对价值、偏好、生活方式的自我认同,是一种从事自我认同努力的行动者共同实现和获得的必然发生的团结。(22)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4页。社会化交往范围的伸张促使固态化的社会空间逐渐被液态化取代,民族群体的实践活动向更为旷阔的社会空间铺展。就情感和心态而言,不同民族群体的社会知识相互钩织,在生活空间、经济社会、文化情感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此来获取一定的社会归属性。群体之间接触机会的增加会产生积极的态度,这既体现了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当代民族实践特征。

 

中华民族的内在有机性有着极强的包容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机是一个容和概念,既是对异质的集纳和组合,也意指同质的容聚和生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参与主体来看,个体是基础,群体是关键,整体是目标。首先是个体认同思想的成型,然后通过和其他成员的交流互动,扩散共同的思想认识。群体以历史框架的回溯式回忆为自身塑造归属性,并通过选取与集体的自我意识相符的连续性回忆,形成一种历久弥新的自我认同意识。(23)宣朝庆、葛珊:《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人文杂志》2021年第12期,第25页。基于中华民族共同性、互嵌性和共生性的三维特征,从个体、群体再到整体的认知与实践整塑具有要素重叠、纽带联结、功能依存的特征指向。共同的认知意识上升到民族国家整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维系的基点。

 

对于交通现代化来说,作为流动性的交通工具持续不断地将不同民族成员个体汇聚为一个民族群体,由此带来的各民族交往融合首先塑造了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通过个体认知形成特定群体的实践行为,最终形成社会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个体、群体和整体的互动关系与认同塑造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一个自然涵化的过程。

 

(三)三力递增:社会交往→价值认同→意识整合

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技术固然加密了跨时空的实时沟通,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物质联系和心理触摸仍然被视为集体感情和特定社会关系生成的基础来源。社会空间整合可以拉近空间距离、人际距离和想象距离,进而实现心理距离的压缩,强烈的情感纽带是社会接近和群体关系接近的标志。族际流动和融居提升了各民族社会交往程度,进而扎根于共同的心理认同和价值体系,其共有价值观使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整合和强化。交通扮演着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联结纽带角色。现阶段西部交通网建设是综合交通体系和交通强国建设的重点所在,这些通道又连接或本身就处于民族地区,交通工程建设、交通网络完善促进了各民族交流互动和深度融居,相互认同逐渐上升为共同意识。对于具有地方性文化逻辑的少数民族而言,交通发展带来的资源重置和使用差异或许会引发异质的认知体验,促使其重新检视所在的政治空间构成和身份认同构建。这一过程也是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线索。

 

交通工程建设和投产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拉近各族人民时空距离的同时,也使边疆少数民族感受到祖国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自豪感和认同感油然产生。以和平解放后西藏现代交通建设为例,西藏公路建设初期,解放军进藏部队、支援西藏建设人员、筑路工人、运输职工、学生、调藏工作人员,以及本地藏族职工共同参与其中。(24)西藏自治区公路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西藏公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9年,第5页。大量内地民航技术人员进藏参与到当雄机场、贡嘎机场、邦达机场建设中。青藏铁路修建时,众多藏族干部群众纷纷询问工程进度,关心何时能坐上火车去北京。(25)杜寒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15年:穿越“生命禁区”的天路》,《新京报》2021年6月25日,第A08版。甘肃省天祝自治县是兰新铁路上的一个站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天祝县通火车的场景同样反映了少数民族的自豪感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时任天祝自治区(26)1949年9月3日,甘肃省永登县解放,同年成立永登县天祝区。1950年5月6日,成立天祝自治区(县级),1955年7月,更名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席的托三主才郎兴奋地说道,“今天火车通到了我们天祝的安远,给我们天祝各族人民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今往后我们要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生产,积极支援国家建设,把天祝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民族地区”。(27)《兰新铁路穿越乌鞘岭》,http://www.gstianzhu.gov.cn/art/2022/9/14/art_3536_957247.html,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5日。

 

(四)空间共生:地理空间重叠→经济空间铰接→政治空间再造

自20世纪60—70年代,列斐伏尔、福柯、大卫·哈维等学者将空间提升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本质问题之一,促成了社会科学研究向“空间转向”的趋势。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基础,政府始终对空间进行着政治性的加工和塑造。(2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页。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和运行是国家权力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有力体现,为国家创造了合理的治理空间,将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相统一,也使得民众以某种特殊思维去思考多族群国家的存在。国家意志、社会期望和基础设施有效结合,衍生出巨大的发展动力,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整合。

 

人类社会通过对物质、能源、信息等资源的时空转换实现彼此的沟通,不存在纯粹的空间过程,也不存在无任何空间的社会过程。(29)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梁光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0页。交通构建了一个流畅的运动空间,逐渐改变着人们的地理观念和空间认知。交通对于国家建构和民族凝聚来说同样是一个地理范围不断扩大、时空转换不断加强的纵深演变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时间替代空间成为人民感知距离的重要度量。时空格局的重塑加速了各民族成员在国家领土空间内的流动,空间折叠扩大了各民族地理活动边界,物理距离的缩短是整合社会空间和塑造社会关系结构的关键,由此为重塑各民族的经济活动空间提供了铺设,并进一步厚实了民族间社会关系的情感因素。随着交通基建的强力推进,地理活动范围的重合和经济活动领域的融合推动了各民族间政治聚合进程,交通、时空想象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结构关联、利益关涉、社会参与使不同民族成员相结合,形成一种地方知识和共有情感有机互嵌局面,不断推动着政治空间重构与生产。

 

四、交通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链路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7月考察西藏林芝时指出,“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啊,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要充分论证、科学规划,铁路建设要算大账”。(30)《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记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并进行考察调研》,《人民日报》2021年7月25日,第1版。交通工程的修建方便了各民族出行和交往,不断升级的交通技术和完善的交通设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感受国家存在和表达国家认同的重要渠道。通过交通发展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固,离不开交通物质积累和交通文化积淀两重因素的考量,物质建设(硬件)和精神文化(软件)又体现在交通工程建设、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交通文化符号塑造、红色交通历史和精神的挖掘等方面。

 

(一)进一步强化民族地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夯实交通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固的物理基础

民族地区多数又是边疆地区,现代化交通建设相对滞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连片特困地区的交通建设为着力点,注重国家公路、各层级铁路网覆盖范围的拓展和联网贯通,大力推动民族地区立体交通网络加快形成,增强了出疆入藏大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边抵边公路等边疆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和交通功能。但同时也要看到,尽管边疆民族地区的交通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与内地相比,无论从通达里程还是交通密度上看都有不小差距。民族地区的交通通道主要集中在一些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之间、县乡之间的交通网络布局明显薄弱,内外联通、互联互通的交通格局尚未形成。而且,不同民族地区的交通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别,例如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等省区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密度明显低于广西、云南和东北地区,特别是出疆入藏的交通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要加大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打造更多的交通通道和交通枢纽。此外,民族地区要以交通建设为依托,推动更多交通项目进村入户,重视交通旅游的链接功能,鼓励民族地区农村公路与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寨一体开发,为各民族提供交往互动的前提和基础。

 

(二)有效提升民族地区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加强与其他省市的多维度联结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不同地区平衡发展是协调发展理念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应用和体现,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全方位对口支援、兴边富民战略等形式进一步扶持民族地区经济深度发展,增加民族地区居民收入。生活水平提高更有助于少数民族群众快速接受现代化理念和生活方式,并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走出家乡,到内地参观、学习和发展。在东中西协调发展过程中,内地大量人口也纷纷以就业、旅游、探亲和定居等形式进入民族地区,加强了民族交往。同时,汉族和少数民族通过对口支援等国家战略建立了深厚友谊,增强了相互认同和国家认同。从交通的经济属性看,应充分挖掘交通的产业带动和片区开发功能,注重交通基础设施辐射地区的经济开发。发挥交通沿线节点城市、中心城市、特大城市的资源优势,吸引不同民族人口集疏。加强交通大通道沿线区域城镇化水平,建立特色产业小镇,以文旅产业、特色产品加工业等产业开发吸引、集聚人口,促进不同民族人员相互交流,形成跨域多民族互嵌式社区。

 

(三)大型交通工程设计和建设应突出标志性与示范性,既要彰显各民族特色,又需增进民族间共通性

基础设施被赋予了共同体的象征意义,这种意义需要不断地发现、更新和再创造。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作为外部民族化和内部现代化的契合标记,民族地区的火车站、机场、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既可以理解为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31)不少交通建筑设计充分体现了地区民族文化特征,例如:拉萨贡嘎机场T1/T2航站楼改造工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设计理念融入其中,同时合理展现藏民族特色。拉林铁路充分考虑藏文化特点,搭配藏红、金黄、雪白三种主色调,将雪域莲花、氆氇等元素广泛应用于站房设计;林芝站将桃花纹样、吉祥结等地域和民族元素融入站房设计中,并在候车厅以壁画展示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的巨变。也可视作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象征。这就超越了作为物质主义的存在,唤起凝结、传递某种共同意识的功能,为人、物与思想在空间上的流动与交换提供了基础。例如,道路的变化代表着时代的变化,塑造了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动态感知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重新理解。交通映射了国家领土空间的政治投影,在中国领土版图内充分展现了多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各民族多样性的有机结合。交通运输将祖国各地串联起来,不同风貌的交通工程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图案,交通基础设施及运行过程中图景和意涵的变化,直观上增强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统一的认识,心理上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认同,达到了民族性和国家性的统一。

 

(四)重视交通文化和交通精神的宣传普及,将交通史纳入“五史”教育中,深挖交通史中的民族团结案例

从微观上讲,全国或某一地区的交通史可看作经济史的组成部分;从宏观上讲,交通史又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条线索。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政权统一、国家统合,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并适时推动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交通运输业是完成上述目标的重要抓手。1950年开始动工并于1954年同时通车的青藏、川藏公路,将西藏与其他省市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民族团结之路、文明进步之路、共同富裕之路,形成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构成了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精神谱系,也是民族交流和民族精神的历史佐证。作为新中国第一条独立修建的铁路,成渝铁路结束了西南地区出行难的历史;修建成昆铁路时涌现出了可歌可泣的“铁道兵精神”,至今仍穿梭在大凉山中的“公益慢火车”架起了凉山彝族地区与外界互联互通的桥梁,成为一种流动中的文化符号。进入21世纪,号称“天路”的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将西藏接入到全国铁路网中,大大加强了西藏与内地其他省市的联系,并留下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民族地区机场建设则构筑了无数条“空中团结之路”。

 

以“两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川藏铁路建设精神”等为代表的令人熟知的“交通精神”蕴藏了大量的民族团结和进步史实,建设这些世纪工程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参与,在此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民族交往实践,加深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正如《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指出的,“加强重要交通遗迹遗存、现代交通重大工程的保护利用和精神挖掘,讲好中国交通故事”。(32)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37132.htm,访问日期:2022年10月5日。从新中国交通发展史中汲取中国特色交通精神和文化,识别、挖掘民族团结素材,普及、宣教交通红色文化,以更好地达到以史育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五、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同时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3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融入感、边界安全和边民安居乐业、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等共同构成了国家疆域安全的影响因素,而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是边疆安全的根本要素。

 

基础设施不仅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其本身也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交通强国战略不仅仅是一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单纯政治经济目标,同样也是形塑认同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交通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既是实现民族团结目标的重要物理工具,也是构建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支撑。交通的功能谱系决定着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的不同效应,在拉近地理活动空间、促进跨地域多维度互嵌式格局形成、各民族文化相互激荡、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认同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既是解决问题的普遍方案,又是无所不在的问题本身。(34)王浩宇、王永杰:《联结与区隔:基础设施的两面性及其政策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0期,第146页。基础设施固然可以在现实与意象中产生联结效应,为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和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空间场景;但同时,基础设施的运行规律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激发一定的区隔效应,背离了政府制度设计和实践运作的初衷,进而加剧了社会失序。正如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国家社会工程的失败”一样,如果单纯是政府强势主导而忽略了民众的实际需求,那么众多基础设施工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工程设计中所编制的正式秩序遗漏了对于它们的实际功能至关重要的因素,(35)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有悖于设计者的最初目标。但幸运的是,中国包括交通在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全能够改变斯科特意义上的“社会工程命运”之政治占卜,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有序发展的有机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众多基础性建设问题上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科学谋划、精准施策,最终变为民生工程。

 

交通作为基础设施的一种形态,其修建和利用是国土空间功能持续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体现了不同功能空间的叠加与整合,具有极强的混合性效应,其益处也并非均匀分布。交通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联结效应可体现为凝缩各民族生活空间,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平台并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同时,还要尽力避免交通发展可能带来的区隔效应,例如生态破坏、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市场排斥、资源虹吸等弊端。此外,重视交通运输发展中的生态保护,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更应贯彻生态交通理念,从技术、组织、感官等方面着手,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中充分融入绿色生态因素,将绿色交通发展与特色民族文化相结合,通过全方位的交通现代化增强民族地区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解和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添砖加瓦。